大家已经计算过，国产工业软件的市场占有率非常低，大概5%。5%是产品化的角度衡量的，是以我们过去卖 license 的数据变成百分比计算。实际上中国工业软件市场还有非常大的空间没有计算，就是定制化市场，很多像我们一样的国内企业都在做定制化。因此 5% 这个数据我不完全同意。由于标准产品太少，发展过程中大家都很焦虑，对底层逻辑还没有特别认真的理性分析。这些焦虑其实是有误区的。 

比如说我们技术追赶非常难，国外先进企业经过多年发展，已经到很高的水平，我们如何追赶，如何弯道超车？大家都在焦虑这些无法回答的问题。但在我看来，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错误的。我们追赶谁？弯道超车真需要吗？我们追赶的是别人吗？不是的，我们追赶的是我们自己，我们的工业水平远远落后于别人的工业，追赶别人的软件就相当于要追赶别人的工业，它不是国产软件的用户，中国的工业才是中国工业软件的用户。

还有一些企业认为工业软件成本高、投不起、盈利难。这和刚才的问题类似，我们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软件，需要多少经费？如果为了追赶国际先进软件、国际先进工业，就投资不起，国际先进软件企业每年投入几个亿，很难追得上。投资实力的差距导致资本很焦虑，企业也很焦虑，国家也很焦虑。我认为这还是误区。“头部”企业是相对来讲，跟谁比、投多少、目标没定下来，怎么知道需要花多少钱呢？ 

还有企业认为国产软件替换难，企业为什么要用你的软件呢？如果大家总是从性能、功能、价格、性价比的角度去说，确实没有可比性。但是企业不能忘记我们的优势，作为中国企业，我们每天伴随中国企业成长，每天泡在用户现场，这是我们的一大优势。而且中国工业软件在用户使用并不深入，我们一定有办法解决替换问题。 

中国工业软件目前有很多发展的误区，我最近会出版一本书，叫《工业软件沉思录》，里面会详细说明多种误区。这些错误的认识翻新之后，问题的答案也呼之欲出。比如我们从仿真的视角来看有五大门槛要跨越，看似很高，但是仔细分析后发现它是可跨越的，是有解的。

比如技术积累问题，别人技术积累多年，我们确实赶不上。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刚需并没那么高，就像 excel、ppt ，工作中并不能应用全部功能，很多功能都是白买的。中国的工业软件也存在这个问题，通过对中国工业刚需的了解，我们目前的技术积累是足够的，我们的定制化工作积累了很多技术，产品化后足够满足中国工业需求。 

刚需识别问题也同样如此。过去提到刚需识别，并不是识别我们自己的刚需，而是对标国外软件，这是错误的。但是刚需只能看到不能问到，因为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，别人口中告诉你的刚需可能是假的。当我们去观察别人使用软件的状况的时候，才能反映出来真实的刚需。我们有 300 多员工，每天在用户现场进行观察，了解用户使用软件的哪些功能，那就是他的刚需。80%的功能用不到，就不是真正的需求。 

工程化验证要通过实验完成，我们拥有 20 多年仿真经验，积累的数据库变成了资产，变成了验证手段，足以解决用户的困扰。 

关于舶来品替换，我们不是依靠软件替换别人，而是通过服务，我们称之为服务开道。能力体系的建设是我们的优势，中国服务能力的优势，在于帮助用户建立能力的过程中去替换软件，是潜移默化的替换。 

国产软件的成功，必然离不开商业通路。在国内仿真软件有四个新赛道，我们以后再有机会详细讲四个新赛道，分析完之后发现这个事情也没那么可怕，没那么焦虑。 

我们一直说中国仿真是时间的孩子，要用过去的时间换未来的空间，基于这些想法，安世亚太快速打造出了中国自主通用仿真软件PERA SIM。我们从2015年预见到中国风口的到来，预测到2019年会出现这种陷阱，陷阱的需求就是软件的要求。我们2015年开始做自主工业软件，到现在刚需不是非常高的时候，我们的软件可以满足各种场景的应用。

我们认为仿真的下一代要进入数字孪生区，进入到智能化的过程中去。安世亚太一直在做数字孪生。我一直说无仿真不孪生，唯仿真也不孪生，所以我们提出包含仿真的生命体模型，来促进整个孪生体系的发展。 

工业软件发展过程中，除了仿真和数字孪生之外，还有数字化转型三级跳，把我们所有与研发有关的数字化技术全部融进去，才得到我们从精益到正向到智慧的三级跳，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。

田总作为研发数字化领域的思想家，每次和您交流都能够收获新知。我们创始人李培跟院士也经常讲，不要总是试图去跟随，包括在制造业的创新过程中。我们的科研经费如果支持、跟随所有的领域，就不太可能在某个领域做出超越，不如像您说的寻找可能的突破口，然后去支持我们在国际市场上做出差异化。您也提到中国企业的广泛需求，并不需要高精尖的功能，我们应该优先满足这部分需求，跟随客户的需求，而不是一直对标别人，我觉得这些对企业都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。